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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市人民政府特聘专家、福建省人民政府顾问。
财税改革总体上是服务全局的，某一个具体事项更要强调怎么样在顶层规划中发挥全局功能。现在讨论备受关注的上海、重庆两地试点房产税改革，要从几个角度出发。
第一，房地产调控新政，怎样具备应有的效机制建设？
首先，制度框架是必须考虑的问题，房产税改革目标直接和这个问题相关。要使中国房地产业以后几十年内继续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真正打开潜力空间，一定要有相关的制度建设。
房地产业支柱作用是无法否认的，房地产业和建筑业一定是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几十年之间强大的发展引擎和动力源(600405,股吧)，同时要严防支柱产生偏差，造成对全局的负面效应和对业界健康发展的影响。
第二，房产税改革一定要和1994年建立框架但还没有在省以下真正落实的分税制联系。“十八大”文件非常明确提出加快财税改革，非常明确提出构建地方税体系，房产税就是应在地方培养的主力型税种之一，这也是改革必须包含的重要考虑。
第三，事关收入分配问题。我国收入分配现状有种种越来越突出的矛盾，例如收入差距的扩大，还有分配过程中的不公，需要重视。但是这里面显然需要有优化收入再分配经济杠杆的功能，房产税就是这种杠杆之一。
房产税有这么多正面效应，能真正在全局中起到一个使局面全面改观的定海神针作用吗？不可能。单一一个税种不可能是万能的，一定要在顶层规划之下考虑方方面面的事项的合理组合，但是房产税改革试点方面不再作为又是万万不能的，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不能拿这一点说不能解决全局问题，而回过头否定这一点，很多点合在一起才是一个顶层配套。
回顾一下我国房产税改革试点已经做的铺垫。物业税模拟评税十年前就已经启动了六个地方，后来扩大到十个地方，都是城市区域的物业税模拟“空转”改革试点。空转解决什么问题？就是有人说这个税这么复杂，在中国能不能做？虽然这方面的试点信息都不对外披露，但是我们作为调研者可以说一下基本套路。试点区域是在地方辖区内所有不动产登记确权的基础上，来处理取得的数据，数据包括不动产的面积、朝向、楼层等等，记录在案后，按照三类输入计算机，计算机自动输出三种评估结果，一种是制造业不动产、一种是商业不动产、另外一种是住宅。
有了这样的基本情况后，再往下看，已经走到了以房产税为名推进改革试点，为什么这么做？如果要走物业税决策路径，涉及比较复杂的决策。房产税实施方案上国务院已有全国人大授权，启动改革试点比较便捷。也就是说，两地试点具体操作并不违法，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人大审批我国房产税条例的同时，授权国务院制定相关实施方案和具体细则，我们就是在这个框架下，国务院运用人大的授权，同意两地在房产税概念下加入新的制度因素开展试点。最重要制度因素，第一是把一部分消费住房包括进来；第二，开始隐含每年要征收的此税的征收依据由税基评估。
有同志主张应该由人大牵头设计好房产税相关法律，审批通过后，照法执行。听起来这非常正确，依法治国、依法治税。但是实际情况是，激烈的不同意见已经顶住了且互不相让，如果按照人大牵头讨论，形成一个大家都认可的法律文本，那可能不是十年、二十年的事，那可能就是北师大一位反对派教授说的150年以后再说的事了。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运用邓小平所说的改革智慧，大方向有一个判断后，要允许“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顶层规划与先行先试结合互动，我认为这才是可行的正确的改革路径。
我们已有了这样的试点，今后怎么考虑它的发展进程？2012年年度改革文件明确表述适时扩大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接近年尾的时候，财政部谢旭人部长著文非常明确提出要把和房产税相关的所有税费整合，推进房产税改革试点。另外我们可以注意到，城乡建设部作为权威管理部门的领导层也在通过正式渠道发布的信息中，把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扩大作为改革必须考虑的内容。所以我认为，真正有意义的信息首先是在锁定改革的方向，这是业界不能不考虑的基本信息。“十八大”之后更是应该考虑决策层强烈的改革信号，在“看大势”角度上说，企业界朋友一定要看清楚方向。领导层已强调改革是我们最大的红利，当然改革还要讲究政治勇气、魄力之外的智慧。
如果要智慧地把握推进的要点，首先要考虑现实的制约。
第一，房产税改革仍然只能是渐进的，不要考虑很快地一下推到全局，必须允许进一步试验。
第二，房产税改革应该是坚持只调节高端，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放弃这样的要领，房产税改革在中国将无法进行，一定要考虑社会大众、考虑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先富起来的人、中等收入阶层、公职人员、体制内人员对这个制度建设如何大体上认同。
过去我说过，我们可考虑第一套房不征收，第二套房税率从低。有人说第一套房多大？是60平方米、300平方米甚至800平方米？具体怎么掌握，可以再讨论。重庆“花园洋房”都被覆盖，但是划出了180平方米的起点，如果你这个别墅正好是180平方米，还是不用交税。这个经验值得重视。
第三，应该推动政府管理部门更开明地披露一些相关信息，比如已经做了这么多年的物业税模拟空转的试验。数据当然可以保密，但是这方面探索中已经取得的一些公众特别关心的相关信息，我认为没有必要保密。在走入一个现代社会中间，所谓保密规定应该更加适应怎么样使公众积极参与公众事务决策的需要。
最后，应该引导社会各界更多地做理性讨论。已经形成既得利益不同的群体是中国的现实，任何经济体里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既得利益集团。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消除既得利益，而是使既得利益群体之间博弈理性化，走通“共和”之路。
